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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治江苏与区域治理现代化 政治与法学专场 ——江苏省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大会综述之十
  •     2015年12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联合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大会政治与法学专场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特邀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海蛟研究员、江苏省政治学会会长张凤阳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张恒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玉军教授作主题学术演讲。来自南京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等20多所省内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法治江苏与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展开研讨。

     

        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海蛟教授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与创新体制机制是重要的途径和方法。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均具有体现其本质的制度体系。由于特定的制度体系是历史与国情特别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种制度模式。与此同时,一般也具有实现制度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作为体现和实现特定制度体系的方法和途经,能动地为制度治理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有力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总结,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治理框架。

        与会学者表示,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因此,完善以宪法为核心和以良法为“支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效能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新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战略抉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时代性转向和最新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旨归。”淮阴师范学院史献芝副教授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彰显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建构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多元互动合作的现代共治网络。

     

        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保障改革顺利推进

        在政治学分论坛,与会代表围绕城市基层治理、城中村治理、地方法治建设、地方政府执行力提升等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表示,提升执行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新常态下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是当前极其重要的实践课题。

        江苏理工学院张晓忠教授表示,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当前,政府执行力是我们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重要保障。只有提升执行力,才能在发展中体现新常态,而要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执行管理体制机制加以不断创新。他强调,新常态对地方政府执行力及其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当前重点要改革完善政策执行体制机制,完善监督与文化生态环境。

        南京师范大学陈辉教授指出,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特点在于行政下沉,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有助于优化政府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及整体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是基于居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居民间互信合作的社会资本还需进一步提升。他认为,优化公共服务,增强居民的相互合作、信任,实现善治是城市战略规划的目标之所在。

        “近年来,为了改善所在区域的投资环境,许多地方立法机关纷纷制定地方性法规,行政机关努力提高行政效率,放松行政管制,司法机关积极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形成了地方法治竞争的局面。”盐城师范学院韩业斌讲师围绕地方法治建设提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法治竞争主要是应对公民用脚投票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的法治竞争带动了地方法治水平的提高,但是从根本上说,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法治建设的背后,却是在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

     

        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良法善治的顶层设计需要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地方的主体作用,充分体现率先发展的能力本位和价值贡献。”苏州市委党校法政教研室主任卜泳生指出,从世界法治指数设计的原初思想维度,到法治指数中国化的理论构建,再到法治指数增长的江苏实践,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持续提升江苏法治的贡献,率先形成品牌与特色经验,这就需要建立法治建设考核评估理论与具体的指标体系,并在操作实践中针对实践问题重点突破。卜泳生强调,《法治江苏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作为量化标准,发挥着地方法治建设导向作用,这既是全国率先构建的省级区域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又作为江苏自我考核标准对全国的法治贡献与价值。

    法治文化是营造法治环境的标杆,为法治建设提供内生动力。淮阴师范学院法学院江雪松副教授提出,江苏作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其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是:深入宣传法制,文化弘扬法治;文化融入司法,民俗化解纠纷。在形成科学、融洽、精当的地方立法文化,公开、服务、责任的依法行政文化,公正、廉洁、能动的司法调审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江苏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走向,挖掘培育江苏区域法治文化资源,增强江苏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构建法治江苏建设社会文化教育体系。

    淮阴师范学院张玉磊表示,城镇化的实现必然需要构建严密的城镇化法治监督体系,不断加强对城镇化进程中行政权力和司法活动的监督。为此,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不断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建设,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尽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本次会议共收到120篇论文,经专家组评审,12篇论文获一等奖,24篇论文获二等奖。(邱实)

     

    附:“政治与法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海蛟研究员)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不是一日之功,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非一日之力,任何国家治理模式都是在长期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就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建设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阶段性发展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治理模式。所以,各个国家需要基于自身的国情,在长期的探索中构建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西方治理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式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为此,应该树立制度自信,始终坚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尤其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和创新治理体制机制,绝不是用新的概念或者模式来评判中国现实和设计未来的模式。本土化也不意味着封闭化,而是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大胆地汲取世界各国治理体制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为我所用。

     

    民主正当性的确立及其带来的治理难题(江苏省政治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

    国家治理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人民群众的力量需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运用,不能出现“民粹主义”的现象。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中起决定性转折作用的一个大事件,在这个大事件中出现了很多民主与民粹混杂的事件,如雅各宾派借用“人民”的名义行使超出民主性质、带有民粹性质的各类举措,如动辄利用“民主”的程序进行非法理性的审判和处罚等。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基础理论,所以民主制度必须是贯彻国家制度体系的主线和基础。但是关于民主的实际运用,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论之,应具有特定的特色。如在中国,民主就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进行构建。

    当代中国的法文化重构(中共中央党校张恒山教授)

    当代中国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指引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与法治形式。中国传统对于“法”的重视并不在于真正具有约束力的“法治”层面,而是在于以礼为法的层面,这就导致了法文化在传统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进程中,法文化逐步成为法治支撑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构建当代中国的法文化需要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重构”,需要文化、制度、社会、政党、政府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协作。

       

    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玉军教授)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强调专政统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转变,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回顾法治建设历程,有以下八个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深入研究:从领导体制角度看,中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各地方区域统筹兼顾、协作互动的协商性法治;从实现方式角度看,中国法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从价值目标角度看,中国法治是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从制度形成角度看,中国法治是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从制度运行角度看,中国法治是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渐进型法治;从绩效评估角度看,中国法治是注重实验与推广,以点带面的学习型法治;从文化背景角度看,中国法治是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前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互影响下的混合型法治;从法治格局角度看,中国法治是“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从“中国法治”前进到“法治中国”,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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