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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省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系列报道之十六


  • ——“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学术聚焦综述


        2014年12月14日,江苏省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学术聚焦在南京举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下,如何科学分析监测社会舆情,以扎实的舆情研究成果,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关注“控制思维”、“群体性怨恨”舆情现象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引导舆论”实质上是一种控制思维,此种控制思维产生于传统媒体时代的经验事实,在新媒体环境下则内化成为官员群体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场的特点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使得舆论引导问题被严重化。政务微博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途径在于参与舆论建构,而参与舆论建构的目标乃是将政务微博打造成官民协商沟通的区域性公共空间,通过化解社会矛盾激化可能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尊严和福祉。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江根源博士研究了新媒体环境中的群体性怨恨,“群体性怨恨”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心理。在传统时空环境下,中国的群体性怨恨情绪主要来自于封建时代“三纲五常”的压抑,近现代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解放初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因为比较性差异而产生的群体性怨恨情绪在比较长时间里无法得到排遣,而逐渐积淀为一种群体性怨恨心理。它们在网络社区中借助一系列敏感性的主题或事件被宣泄出来,表现出新的特点:寄生在民生事件中,怨恨主体以公共身份为主,通过转帖、回复以及讲故事的“草根”传播机制,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等。网络群体性怨恨也深深地影响着现实众多群体事件的进展。
    互联网舆论格局要从“两个舆论场”的对立,走向“文化多元”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约舆情分析师周培源指出,舆情监测存在舆情监测手段、内容和研判等三个方面的误区,具体表现为迷信大数据、误解批判信息以及错误研判舆情。他提出,应从观念、文化和价值取向等角度重新审视舆论场域的分布,对于互联网舆论格局的认识应当从“两个舆论场”的对立走向“文化多元”的理解。目前舆论格局的背后机理,在于官民之间互动模式为依托的竞争性互动,双方在议程的设置和框架的选择上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媒体资源进行话语权争夺,具体操作层面则表现为“告知”与“喊话”,缺乏对话的基础。
        针对网络反腐这一热议话题,南昌大学彭文龙、郑智斌通过研究认为,网络反腐的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同向的。当前网络反腐在经历了由民间主体主导到公共管理主体主导后,虽热度稍减,但对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新挑战。突破网络反腐的发展瓶颈,必须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根本,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网络反腐的公共治理。
        杭州市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价中心俞春江认为,当前网络社会舆情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自媒体的独特传播方式能有效影响社会心态。运用好自媒体这一传播工具的表达和互动功能,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它可有效缩短消极有害心态存在的历时过程,控制其规模,减少他们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河海大学程军博士认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标签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新的标签化现象可称为“逆向泛标签化”。逆向泛标签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固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为相对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后,弱势群体产生了两种情感,即对于“他群”的怨恨与对于“我群”的同情。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弱势群体的情感得以释放,自由传递的情感极易被突发性事件“点燃”进而转化为网络抗争的行动,其直接结果是弱势群体成功地对强势群体施加了标签,“泛”则是一种伴生现象。
        聚焦南海政治传播研究
        南海政治传播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参会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南海政治传播与舆情监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甘莅豪教授认为,学界对于“命名”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的认识尚存在不足。其实自19世纪以来,“命名”往往成为周边国家“去中国化”,宣示主权的手段之一。而在命名“去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和周边国家关于主权的想象也一直处在一种对中国不利的动态变迁之中。当今条件下,如何有效地管控命名行为及其背后的国际争端,实现命名“再中国化”,建构国际社会于我有利的主权想象?他认为,应建立国家命名委员会,减少争议地区的外来命名,加快海底地形的命名,核查协调各部门命名行为,指导维护国家主权的军事装备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和事件等的命名,监测第三方国的命名选择。
        广东海洋大学静恩英教授以“表演理论”对菲律宾南海疆域诉求进行了策略分析。菲律宾官方、媒体和民间在疆域诉求过程中客观上表现为一个演出剧班,他们互相配合,相互应和,共同营造侵占“合法化”的情境。同时,菲律宾进一步与美国、越南、东盟联手,组成新的剧班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诉求并营造情景。
        南京大学周雷博士以问题与策略为导向,对南海舆情研究进行了深度剖析。核心观点包括:1、美国的皮尤报告选择特殊的时间段和关键词组合的方式,“客观”生产了一种有关中国的偏见,将美国的负面评价弱化,突出中国主动出击式外交引发的强烈国际舆论反弹;2、印度则在舆论和思潮上体现出区域游移的实用主义特征,并不断强化在中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存在感,由“大象”进化成“鲸鱼”;3、日本则通过既突出短程应激又强化远期战略的思潮和舆论体系,表现出它在中国整个海岸线区域的强大干涉能力,并通过联合第三方对中国的国际近海空间釜底抽薪;4、菲律宾等国则通过“忍辱谋利而远图”的方式,不断强化自身的自我意识和国际策应力。
        此次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南京大学“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研究基地”、“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海舆情监测与传播管理平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承办。

     


       
    附:“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学术聚焦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舆情分析与中国社会治理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舆情分析是对意见表达结果的调查和分析,属于舆论调查的一脉。西方的舆论调查对于公共舆论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和哲学的视野,其关注的重点不是解决如何把分散的个人意愿转化为国家意志这个哲学难题,而是在于如何理解其社会和行为特征,其牵涉的领域主要是群体行为与社会心理学、态度与意见研究、宣传分析、政治行为分析和大众传播研究。
        就中国的“舆论”而言,魏宏晋提出古代中国的舆论现象有两条路线,一是以士人为中心的公众舆论,另外则是一般人民的大众舆论,前者对于国家政治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力,而大众舆论却只能当做民情的参考。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会想象”。一个社会的合法性就在于对于社会的想象,公共领域和自治的“人民”把我们想象成集体的动因,我们终究把自己理解为是生活在民主时代里。
        西方提出社会治理是要有自己的社会想象在里边的。我们中国如果要进行治理创新的话,需要质问我们对于社会是一个怎样的想象。当我们提出社会治理这个概念时,需要思考当下社会是不是一个多元的主体,是否应该激活对多元的主体来应对,还是说要引入原有技术的手段进行改变,这一点需要澄清,也要将新媒体带来的新的变革这一因素引发的新的想象吸纳进去。

     

    SMART原则在社会舆情调查中的应用
    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SMRAT原则是KPI确定指标的基本原则。S是具体(specific),指绩效考核中特定的工作指标,不能笼统;M是可度量(Measurable),指绩效指标是数量化或者行为化的,验证这些绩效指标的数据或者信息是可以获得的;A是可实现(Attainable),指绩效指标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可以实现,避免设立过高或过低的目标;R是相关性(Relevant),是指年度经营目标的设定必须与预算责任单位的职责紧密相关,必须经过他们的共同认可和承诺。T是指时限(Time-based),注重完成绩效指标的特定期限。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这一原则在从事社会舆情调查中很具有指导性。
        5年来网络舆情监测的发展和激烈竞争,已经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舆情调查、舆论研究和民意研究的初衷和主线。当前网络舆情领域主要以“负面、灭火”为主的监测,每天负面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带来夸张的紧张,给中国形象带来扭曲的镜像。一些机构和组织甚至趁机以舆情监测谋利,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舆情研究的宗旨在于还原社会真实意见构成,为社会凝聚共识,为改革汇聚合力,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网络舆情研究要采用科学的方法、秉持建设性立场、发掘社会正能量、抵制金钱的腐蚀、拒绝恶意竞争。

     

    网络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首先是相对剥夺感问题,人们对于相对剥夺的感受比绝对剥夺要难受的多。第二是累计效应。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在网上无事生非,意见会在网上聚集?根据舍勒的怨恨理论,当面有矛盾并不发作,但会在内心产生怨恨,一旦发现破绽就会抒发怨恨,广大网民不是在闹事而是在闹怨恨。最后是临时性群体内聚力的问题,人民群众在群体运动中智力只有平时的70%,个别严重的甚至只有平时的40%。人民群众临时性聚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智力失去的过程,群体性事件会产生临时内聚力,这种共振效应,使得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是非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严重性不是事件而在于群体,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群体,我们要有效防止这种群体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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