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活动 > 学术研讨会
  • 纪念阮元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4年6月23日,由扬州市委、市政府主办,扬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等单位承办的“纪念阮元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召开。阮元第五代孙、我国著名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应邀参会。江苏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桂平、副市长董玉海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扬州本地的阮元研究学者、文史专家共40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7篇。

        会议开幕式由副市长董玉海主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桂平致辞。他指出,进一步推动对阮元学术思想及扬州学派的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阮元,这对发掘传统文化内涵、推动地方文化研究、促进文化名城建设、丰富扬州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阮仪三教授和扬州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昌智分别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阮仪三在发言中提出,阮元为官官高位重,才略治绩,誉有清声;阮元为学学问渊博,严谨治学,奉为宗师;阮元为人大儒风范,胸襟宽宥,提倡隽流。在《清史稿》中记载的阮元是主持风会数十年的士林山斗,在有清一代诸多大儒心中的阮元是弁冕群才的领袖,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笔下的阮元则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纽带,这在扬州历史文化名人中罕有其匹。因此,了解其人、研究其人、宣扬其人,对梳理清代文化和乾嘉学术史,彰显古城扬州特色,丰富扬州历史文化内涵,推进扬州世界名城建设,打造新的历史文化名人名片,都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和研究价值。

        扬州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昌智的发言以“阮元从政思想”为主题,指出阮元把研经与治事紧密结合起来,在经世致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学问与政事兼优,其成功之处在于做官不忘做学问,同时又像做学问一样做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把从政之道弄懂弄通,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理论指导实践,在从政上以坚持孔孟之道为根本,遵循《诗》《书》古训。二是以稽古之学的功夫钻研政事,找出利弊产生的原因,预测其结果,建章立制,兴利除弊,长久生效。三是善于通过读书、实践、总结等方式使学问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才干。除了学问与治理之外,阮元在从政生涯中还充分显示了其军事才能、外交才能和绥边才能。四是一以贯之地实践圣人之道,以身作则,处处起榜样作用。

        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交流发言中一致认为,阮元作为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集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于一身,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咸丰在御制祭文中称赞阮元“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阮元在当时及其身后得到高度尊重,既因为他在为官任上重教崇文、剿匪有功、查禁鸦片、重视水利、关怀民众、整顿吏治等政声政绩,也因为他恭谨自守、乐善好施、推崇孝道、胸襟开阔、情趣高雅等个人品质,更因为他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经学、史学、训诂学、文学、金石学、书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精深有造诣。他继承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力破门户之见,是乾嘉时期的学术大师。阮元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影响一代学风。阮元的一生与扬州密切相连,扬州开展纪念阮元诞辰2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阮元的一生“沉其气,正其志,直其体”, 为国尽心,为民尽力,其精神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也是从扬州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清代乾嘉之际,扬州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丰厚的文化沉淀,让扬州成为东南文化的重要集中地。阮元在扬州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是扬州文化造就了“阮元现象”。阮元用自已毕生的言行实践了他所提倡的“正理求仁”,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钱穆称阮元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直接影响了一代学术风气,成为扬州学派的领袖与中坚,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阮元既为高官,又知操守,还能博学,把做官、做人与做学问完美结合,是清朝少有的官文并重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成就了独特的“阮元现象”。

        与会专家重点对以下五方面进行了研讨:

        一、阮元治学的特点和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帆认为,阮元不仅是汉学的集大成者,“乾嘉学派的殿军”,他于义理之学也颇有建树,在清代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整体上,阮元主张为学要“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是“兼容汉宋”,以训诂求义理;治义理时,他强调“实”,反对“空”,注重在实践、经世层面上阐发理学。相较于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具有求实特性,作为集大成的汉学家,阮元之为学充分体现出此一特性。他将“实事求是”视为治学最高宗旨,这与顾炎武、戴震之道一脉相承。他还一再强调实行实用,认为圣人“一贯之道”,是在行事上见,而非仅在读书、讲学上见。阮元正是以汉学领袖之身研求宋学义理,突出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义蕴,将圣人之学落实到“实践”上,由此立异程、朱,并与阳明心学相对立。正是以求实学风为根基,阮元对理学重要范畴“仁”、“性命”、“礼”等作了一系列精辟阐发,其论述之扎实,见解之独到,颇为时人所重。

        广东肇庆学院副教授钟玉发认为,明末清初的颜元与清代中期的阮元都是提倡所谓“实学”的代表性人物,倡导“实习”、“实践”、“实用”,并主张回归孔孟原始儒学,称之为“故道”或“圣贤之道”。同时,他们又都对宋明以来学者坐而论道、空言义理心性的学风加以驳斥。虽然他们都认为“圣贤之道”重在实践,但是颜元采取的是直接申明宋明理学以及汉儒之学空疏无用,而阮元却通过绵密的书本知识的考古力图还原儒家经典的原义原解。因此,清代中期以来盛行的考据学风,是明清时期实学思想的产物。但是颜元将一切书本学问称为“虚”、“无用”,而阮元却认为训诂考据是“实事求是”之学,“虚”与“实”应该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有机的整合。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郭明道认为,阮元治学思想是汉宋兼采,不主门户,力持学术之平,主张考据与义理的结合,既反对轻视训诂,空言求理,又反对只求名物,不论圣道。阮元治学范围博大,凡经史、文学、哲学、天算、舆地、金石、训诂、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阮元治学力主创新,反对墨守,善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途径,而且重客观,重证据,重求真,将结论建立在详博可靠的文献资料之上,研究方法较之前人更为精善。

        二、阮元学术理论的解读与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老师从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论域心性论为切入点,探析阮元在哲学义理上的见解。认为阮元作为身处理学兴盛之时的经学家,其心性论思想的特征是明显的,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只言“气质之性”;主张“性善”。在“心”论上,主张“心”的“贯通万物”之意;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高处诠释的倾向。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的宗旨来诠释他的心性论,他的心性论与理学主旨已呈现不同,他反对从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学心性论诸范畴,缺少形而上的背景;反对晋代以来对儒学主旨的妄加曲解,注重回归汉学,回归孔孟;注重以平实、实践来诠释儒学主题。阮元的心性论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精神的反映和体现。

        浙江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陈东辉主要对阮元主持编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井鼎撰写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均为校勘学和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之名著,后者乃前者之重要参校书目之一,并且后者对前者还多有补充、说明及匡正,但《校勘记》并未全面吸收《考文》之成果,同时也存在不少《校勘记》有误而《考文》正确之处,因此《校勘记》并不能取代《考文》。《考文》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就校勘本身而言,其总体水平一般,略逊色于《校勘记》。

        清华大学戚学民教授佐证了汪廷儒的《阮元列传》是后来张之洞校阅《阮元列传》的重要基础,只不过删减了部分内容,并无实质性调整。姚永概拟定的《阮元传》,则是基于清史馆旧稿,但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更改,在事功方面的记载更加突出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刘俊解读了阮元、傅斯年、徐复观三者对“生”与“性”的相次辩证,认为三者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缘于方法论的不同。阮元以训诂学阐发义理,傅斯年认为其缺乏历史的方法,故采取语言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诠释己说,而徐复观则认为傅斯年只是徒有其名,方法没有在其哲学中得到贯彻,故主张在语言学、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融入归纳法。

        三、对阮元的历史评价

        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虎华围绕家教、成长、孝道、清廉、政绩、恤民、学术、教育等八个方面,全面叙述了阮元的一生,将“三朝阁老、九省疆吏、一代名儒”的经历和成就进行了概述。

        扬州学派研究会理事、阮元研究专家王章涛从赋税方面研究阮元的亲民情结。他认为,度量衡古制与今制有明显的差异,是由于千年以来在征收赋税时,层层加码,客观上促进了“度量衡”的基准数的日益增长。阮元在浙江任上对杭州关吏横征暴敛的现象进行整顿,强调古无关征,采取“以宽恤商”、“以严驭仆”的办法,杭州关征收充盈,商民遵章缴纳,心悦诚服。阮元在任上数次清仓查库,补亏欠,敦促各府州县严肃纪律,屏除浮费,崇俭黜奢,又严格监督督、抚、司、道衙门,不允许有丝毫掠取府州县钱银情节,严防贪官污吏强征赋税,压榨百姓。在督管漕运期间,阮元推广数学应用,行量米捷法,严控粮仓、漕船偷漏,刹住了漕运人员欺瞒舞弊之风。阮元外任疆臣前后有三十五年之久,体恤民情,每次到任就及时实行救灾、济赈、免税、减赋、缓漕等一系列措施,并操办了许多慈善事业,积极减轻民众负担,纾缓社会矛盾,养蓄民力。

        四、阮元在艺术学上的贡献

        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金丹对阮元的书法历程及其风格进行考论,对阮元在书法史上的定位进行了解读,认为清代中期帖派与碑派的转换时期是书法史上的重大转折,而阮元正是这个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阮元的变革,走的仍是千年书法共同遵循的“借古开今”的原则,他希望从汉魏笔法中去寻求本源,力求改变书坛现状,但其理论的超前性导致创作来不及跟上,也无可借鉴前人,最终未能形成自己的碑派书法风格,其书法风格与其理论相比明显滞后。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是清代碑学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普遍特征。因此,阮元的书法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碑派书法来临前夜的普遍特征,有书法史的研究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杨明刚教授认为,阮元研究硕果累累,其画学功绩却少有关注,阮元一是以“学”论画,会通学艺;二是以“法”论画,比附诸家;三是以“力、色、气、趣、品”论画,各显其能。这种画学审美实践,既彰显他“艺术必与学问相通”、“一门一径,皆有考证”的画学观念,又承载着他以“学”为宗、以“法”为尊、以“技”为径、以“通”为旨的审美意识,亦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他作为扬州学派的殿军和重镇的地位。

        五、阮元思想的影响力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田汉云认为,目前国外研究阮元思想的学者很多,成果也很多,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因此在对阮元的研究中,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学术思想如何走向世界,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孙健认为,阮元督粤十载,他创办的学海堂作为近代广东教育界中首屈一指的学堂和书院,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践人才,代表的书院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影响下,岭南学风逐渐兴盛,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开始由江浙转移到了广东。这对于近代广东开一代风气之先,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近代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也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阐明了自己对阮元研究的观点。

        (扬州市社科联)



江苏社科联微信

江苏社科联微博

江苏社会科学普及微信

关闭